从爱知到昆明|百分之一的约定

日期:2020-04-24 17:47:47 作者:绵阳新闻网 浏览:175 次

从爱知到昆明|百分之一的约定

老河沟公益保护地。本文图片均由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提供
公益保护地的试验田
2012年,桃花源基金会,一家由中国企业家和艺术家成立的公益基金会和四川平武县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接管位于该县的老河沟林场,以此开启了中国非政府组织托管公益保护地的先例。
老河沟是岷山山系大熊猫迁徙的重要廊道。曾经,这里是一片林场,以每年3000立方米的采伐量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1998年天然林禁伐之后,林场的职工从砍树人变成了森林保护者,不过由于林场的职责只包括森林保护,于是林场职工拿着天保工资,除了护林防火,每天剩下的森林巡护工作就是基地里摆龙门阵,这几乎是那时所有停伐林场的状态。
合作协议签署后,双方成立了老河沟保护中心,聘用了近30名当地人加入保护队伍。陈祥辉就是一位,他虽然1994年就来到林场,但那时既不懂保护,也不认识动植物,不了解巡护如何记录,这是当时保护人员普遍面临的问题,但他们对这片家乡土地很有感情。
在那一年里,他几乎把老河沟所有的地方都走了一圈,还找来了周边村子里曾经被他救过的猎人一起。因为猎人更熟悉山路,而且让一个猎人放弃打猎的最好方法就是给他另一条出路。
他和团队在保护区里建立了三级巡护体系,26条巡护线路,全年的巡护里程超过1200公里;布设了80多台红外相机,每年回收50多万张照片;每年进行两次水生监测,调查鱼类恢复情况和水质。

从爱知到昆明|百分之一的约定

老河沟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熊猫。
经过十年的保护,权威的全国大熊猫第四次调查显示老河沟保护区范围内生活着13只野生大熊猫。林麝、毛冠鹿、扭角羚等有蹄类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路边以及管理人员居住区附近;针对山地溪流生态系统,根据持续的水生生物监测,老河沟溪流中的裂腹鱼种群在不断恢复中。
随着对保护区工作的深入了解,陈祥辉对保护也越来越有认同感。一次聊天的时候他就说,觉得在老河沟里20多年,以后终于可以跟孩子们说,爸爸做了很有意义的事情。
让陈祥辉更为高兴的是,老河沟公益保护地还建立拓展区,让周边社区能在拓展区开展养蜂和生态农业的经营。老河沟周边社区能够从养蜂、生态种植中获得收益。坚持五年后,保护区周边的社区已经开始从保护中受益,许多农户的收入提高了,户均提高1万元左右,这样老河沟周边的老百姓参与保护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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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河沟公益保护地的模式。
从老河沟到中国的百分之一
除了桃花源基金会试点的老河沟公益保护地以外,中国西部甚至超级城市的中心,还有大量由当地社区力量管理和保护的非正式保护地,例如位于深圳市中心的福田生态公园就由民间组织管理,北京大学未名湖周边区域也被北京大学认定为自然保护小区。按照国际通行说法这些地方就是公益保护地。
从1956年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地开始,中国政府进行了大量的抢救式保护,建立了一系列的自然保护区。目前,中国陆地自然保护地覆盖率达18%,对比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我们在陆地的保护面积已经超过该目标所定的17%,但海洋保护地覆盖率仅4.6%,低于爱知10%的目标。
2010年中国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2011-2030年)》,划定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环保部于2015年完成32个优先区域的边界划定,其中内陆陆地和水域优先区域总面积276.26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陆地国土面积的28.78%。这意味着,中国还有接近10%的陆地面积并没有被政府正式保护地体系覆盖。
2017年底,23家公益组织共同发起成立了“社会公益自然保护地联盟”,做出了“守护绿水青山1%的约定”,希望通过凝聚社会公益力量,共同致力于保护地的建设,力求到2030年,由社会公益机构有效保护的国土面积达到1%。截至2019年,联盟对公益保护地进行了年度统计和评估,共确认39块公益保护地,面积为7630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为0.08%,虽然距离1%的愿景还十分遥远,但这样的模式逐渐得到了国内政策认可。
201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对这种民间参与的方式进行了积极鼓励,提出鼓励探索自然保护地的公益治理、社区治理和共同治理。
值得一提的是,在移动互联网的助力下,公众参与保护地的门槛变得很低。过去的3年里,通过支付宝APP中的蚂蚁森林应用,有超过1.4亿人次认领了公益保护地。更有,通过移动互联网平台,网友可以从自然保护区内购买生态友好型产品。2018年,位于四川平武县的关坝自然小区的蜂蜜上线蚂蚁森林,10000瓶蜂蜜,仅用1分钟时间即被抢购一空。
自主力量与雄心目标
相比起爱知目标,同样是在日本通过的气候变化领域的《京都议定书》是全球环境治理中一个有里程碑的国际协议。爱知目标和《京都议定书》都是自上而下通过国际谈判达成最终的目标。2015年,气候变化领域的《巴黎协定》采用的是不同于以往的方式,由各国自主提出目标,并制定信息、透明度、履约、资金等规则,最终来服务于控制全球温度上升的终极目标。
毫无疑问,即将在昆明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也会复制《巴黎协定》的模式,更加强调由各缔约方自主提交目标。其中,商业企业和民间社会的参与也依旧是不能缺失的力量,甚至相比起气候变化领域,后者的参与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更加重要。
巴黎气候大会前,联合国就建立了企业参与目标的渠道和平台。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后,众多国际知名企业宣布各自碳减排目标,这些目标的影响力甚至可能强于某些国家的承诺影响力。例如最近亚马逊公司公布的2030年实现零排放的目标就具有超强的影响力。企业等非国家主体的参与和贡献是巴黎协议顺利达成,也是未来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8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四次缔约方大会启动的“从沙姆沙伊赫到昆明行动议程”目的也是推动企业、民间组织等非国家主体提交自主贡献目标。这也透露了昆明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希望创造机制让商业企业和民间力量贡献自主目标,并由此提升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雄心。
非洲样板
由民间组织或社区管理自然保护地,并不是中国的首创。事实上,社区保护地或私人保护区在国际上十分流行。在美国,非政府组织通过购买土地或购买保护地役权的方式管理着接近美国国土面积2.4%的自然保护区。由哈佛大学林肯研究院发起建立的国际土地信托联盟对全球30个国家的民间公益保护地进行了评估。发现已经有13个国家将民间公益保护地纳入了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有12个国家对民间公益保护地提供了立法保障,还有9个国家为民间公益保护地提供财政和税收资金支持。
即使在经济还相对比较落后的非洲,也有大量的自然保护地由公益组织或社区管理。其中非洲公园(African Parks)就是一个典型。成立于2000年的非洲公园,已经在非洲11个国家管理着17个国家公园,比如卢旺达的阿卡盖拉国家公园。非洲公园在公园上负有全部运营责任,同时政府依然是保护区的所有者和决策人。这样的一套相对完善的管理体系,首先要和政府达成双方共识,签署公园的长期管理协议(行政委托),然后建立筹款解决方案(资金),再到每个公园内建立合法透明的决策实体,即公园之间相互独立的委员会,并分别代表其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管理),通过对保护区的重建、执法和物种再引入,最终实现公园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目标)。
基于这样的目标,非洲公园雇佣超过1000名巡护员,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包括栖息地管理、动物监测与追踪、野生动物的迁出和再引入,以及物种的科研工作。在资金机制上,非洲公园建立了以保护区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经济。随着生态旅游的开发,非洲公园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赋予了公园可持续运营的机会。在阿卡盖拉国家公园,旅游带来的收入已经可以支付75%的公园整体运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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